岩土工程研究室的发展历程

郁寿松

 

岩土工程研究室是由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土建研究室土质检验组演变发展而成的，我亲身经历了它的历史进程。

一、土建室技术培训班

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1952年8月，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在上海市招考了200名知识青年，原定学习二年大学课程，然后成立一个东北检验中心。我们二百知青，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坐上北去列车，唱着“共青团之歌”，告别父母，离开故乡，融入滚滚革命洪流，奔赴千里之外的东北长春，掀开了生命新的一页。

东北分院在长春给我们举办了政治学习班，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学习讨论，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因为原定计划变动，所以东北分院就给我们分配工作，大多数分配在综合所各研究室，其中四十名分配到土建室，该室主要有土质检验组、建筑材料检验组和木材研究组组成，主任是王克用同志。我们40人再经土建室办技术训练班培训，老师有张洪生，龚家森等同志，学习了各项试验技术和原理，1953年2月结业后参加工作，结业合影。我和王伟祥、王稚庆、王富萱、徐曾标、徐仁然、钱中、姜永康、李连生、俞荣庆、刘国荣、史美玺、高承庆、刘鸿富、胡志华、邓春山、邹冠雄、刘兴殿等同志分配到土质检验组、组长是张云鹏同志，其他老同志有刘颖、张洪生、林崇义、于劲前、张占吉、徐跃庭、贾维国、李忠义、衡珶、李跃、张选玲、霍愈男、徐雯、李玉芝、李玉柏、杨淑文、俞洁才等，全组三十多人，是个和谐的战斗集体。

二、国家重点工程的土质检验工作（1953～1954.6）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在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废墟上，百废俱兴，党和国家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苏联要帮助中国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它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由苏联专家负责设计建设，而中国必须及时提供有关工程项目的工程地质和地基土壤检验资料。土质组的人员是按苏联技术规范要求，提供工程项目厂址，地基土物理力学性指标的检验报告。当时任务一个接着一个，试验土样源源不断由铁路、空运送到长春土质检验组，在1953年一年内，就进行了近壹万伍仟多个原状土样和不少扰动砂样的检测。在党组织和张云鹏组长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合力完成了众多重点工程项目，就我记得的有长春第一汽车厂，洛阳拖拉机厂，哈尔滨三大动力厂，绝缘材料厂，量具厂，亚麻厂，哈尔滨电表厂，齐齐哈尔重机器厂，平房101、102厂，吉林化工厂、化肥厂，鞍山无缝钢管厂，第一机床厂等等。此外，还为外单位（上海造船厂，四川省勘察公司等单位）培训了一批土工检验人员。

我开始分在液塑性实验小组，后调到资料汇总组，编写试验报告。工作紧张劳累，但大家心情愉快，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而自豪。

三、土木建筑研究所的建成和搬迁

由结构专家刘恢先教授领导下，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简称土建所），经过三年的设计，施工，终于在1953年底，一座民族形式的漂亮大楼，坐落在哈尔滨市沙曼屯的学府路上。

当初学府路上单位不多，研究所对面是一所土木工程学院（现在是理工大学），右远处有黑大、医大；左边有在建的电表厂，远处还有党校。四周是空地和农田，一刮大风，风沙扑面，尘土飞扬，有时早上起来，桌上尘土一层，晚上只得戴上口罩睡觉，可见当时的环境。这里地处远郊，交通不便，到市里去，须徒步走40分钟，到西大桥才有轨道电车。土建所组成的主体，就是综合所的土建研究室，原来的各个组都扩展为研究室，如土质检验组就更名为地基土壤研究室。土质组第一批搬迁先头部队七人，有我，王富萱、张占吉、徐跃庭等，于1954年1月14日到达土建所，地基土壤研究室位于大楼正厅一层。我们主要任务是搬运设备，安装试验仪器，清扫整洁实验室和办公室。不久原长春土建室的人员，大部分都搬迁到新的研究所，全新的工作又开始了。

四、砂土矽化研究——首个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1954年上半年还为一些工程项目做土质检验工作，但工作的主方向开始转向科研工作，当时我和高承庆、衡珶同志做液塑性试验，我负责塑性试验，这是一项技术难度较大的手工操作试验。一般不易达到规范标准，经过我耐心的探索终于达到了标准。

下半年接到一项“砂土矽化”的合作研究项目，参加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土建所，北京地质勘察单位和波兰社会主义共和国某科研单位。研究目的是用一种水玻璃胶液，通过电渗析方法渗入砂土中，使松散的砂体凝结成可塑或半固体状态，达到提高砂土地基的力学强度。土建所以刘颖同志为首，我和霍愈男同志参加了这项工作，和我们直接合作的是化学所的陈敬清、江龙二位同志，在陈老师指导下，我们和霍愈男二人做水玻璃胶液中二氧化矽（sio2）的定量分析，以探索水玻璃胶液和砂土凝结强度的最佳浓度。这是我首次接触化学分析方面的试验，一切从头开始，从工作中学、实践是积累知识的最好办法，最终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合作任务。

这个时期，林崇义同志开展了冻土研究和沉降观测研究，徐曾标、张占吉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

五、陈宗基博士的作用

1956年，陈毅同志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讲话，给科学研究事业带来了第一个春天，中科学派陈宗基先生来领导土建所地基土壤研究室的科研工作，他是一位印尼华侨，是荷兰某土力学专家的学生，曾获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学术水平高，对研究室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有很大推动作用。结合国家需要，选西北黄土基本性质研究，作为全室的主攻方向。当年还选拔了门福录同志为他的第一个研究生，为开展工作，他要来了各专业的大学生，有康定模（复旦物理系），贺剑章（化学），裘孟辛（南大胶体化学）、常宝琦、潘志佳（唐山铁道）、徐尚壁、关贵成（水利）、董恩长、田润清（长春地质）等，还有张国瑞、石兆吉、何啟智、凌善化等，此前1954年和1955年来室的同济的徐文忠、任克昌、张继栋（清华力学）、武大代绍周（后为党支书）、闻立洲、郑洪泰同志、真是人才济济，是地基土壤研究室的鼎盛时期。

在陈宗基先生指导下，全面开展“黄土基本性质研究”。张洪生同志负责颗粒分析的分散剂研究，贺剑章、郁寿松、衡珶三人对黄土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裘孟辛、凌善化进行黏土矿物的差热分析研究，康定模筹备用伦琴射线仪（x—射线）研究黄土矿物晶格结构，张云鹏、常宝琦、石兆吉、张国瑞等研究黄土的力学性质，林崇义、何啟智等搞野外动静触探方面的研究，刘颖等其他学力学的研究黄土的边坡稳定和黏土的流变特性，钱中研究用微吸管法测定胶体粘粒含量方法，于劲前负责土工仪器方面的设计和研制，如多剪面剪切仪，应变控制剪力仪，流变仪和能侧体积剪切模量的等比级数变速器，还有人力二人操作野外静力触探器等。陈宗基还提出研制振动三轴仪的设想，后来由林崇义同何啟智二同志完成了这个设想，研制成国内第一台振动三轴仪。董恩长、张君负责到西北兰州，陇西等地现场勘察和取原状黄土样以供研究。真是人尽其才，各献其能。总之，1956年是科研工作最顺畅的一年，全所科技人员都刻苦钻研，勤奋工作，研究所大楼夜夜灯光闪亮，直到晚上十点清楼后才熄灭。

党和国家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每年给半个月休假日，记得在1957年夏天，市教育工会组织了一次参观旅游，我所参加的有门福禄、郁寿松、贺剑章、首培休、夏勉君、吴万兴等同志，我们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厂，吉林市丰满水电站等。祖国欣欣向荣、遍地建设的热潮，激励着大家要努力工作，把知识变成力量，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我在这段时间内（1956年～1959年），主要从事黄土的化学分析工作。

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要广大人民群众对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从而开展了“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当时大字报贴满了大楼正厅。其中也对陈宗基专家提出了比较温和的意见，然而作为一个归国不久的华侨，他是理解不了的。随后转入“反右”斗争，接着又开始“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为响应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地基土壤室筹建了二支工作队，一支由陈宗基带队，队员有裘孟辛、徐曾标、钱中、李楚、陈玉涛、董恩长夫妇，开赴武汉参加长江三峡建坝项目的研究，并筹建了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陈宗基任所长，从此他就离开了土建所地基室。另一支工作队由张云鹏同志带队，西赴甘肃黄土高原，参加“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研究。

六、“引洮上山”水利工程

甘肃省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常年降水量少，群众用水难，历史上十年九旱，有“苦甲天下”之名。自“大跃进”开始后，甘肃省提出引洮河之水，补充陇中、陇东山区的水资源，提高农业产值，改善人民生活，计划在岷县古城处的洮河上，筑坝拦水形成古城水库，然后引水入渠进入山区。引水渠道由沿线公社分段包干，民工自带干粮、工具上山筑渠。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

土建所组建的“引洮上山”工作队，由张云鹏同志带队，参加人员有林崇义、何啟智、郁寿松、石兆吉、凌善化、崔志文、丁贤文、常宝琦、郭玉学、张国瑞、张君等，还有司机裴昌仁、曹瑞林二同志。1958年夏，抵达兰州市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科研协作单位有甘青地质队、省水利局、省地质队、中科学院地质所、土建所等，他们负责工程沿线地址考核工作等，我们主要研究黄土渠道通水前后的工程力学问题，如强度、稳定、渗漏等。协作队的队长是地质所的谷德镇，副队长是孙广忠（地质所）和张云鹏同志。

我们的工作基地设在兰州分院，分三个工作小组，石兆吉、崔志文等负责室内力学实验，郁寿松、凌善化负责物理、化学和黏土矿物差热分析实验工作，其他同志都参加野外实验。野外工作选二个试验点，一个选在定西和陇西县之间的大行渠水利枢纽处。由林崇义、何啟智等同志选定作动静触探试验，用以分析水渠对宝兰铁路隧道的影响，另一个点选在古城水库附近的引水渠道上，观察渠道引水后的渗漏和浸润范围等工程问题试验。渠道宽5米，深5米，长30米，参加人员有张云鹏、张国瑞、仝筠、何啟智、李忠义等同志。但这项试验因供水不足，而未达到预定目标。

除了室内试验工作外，我也参加野外考察，有一次我和地质所的姚君、甘青队的崔君三人，沿一段渠道进行地质考核工作，翻山越岭，途见山村人民生活之艰辛，当地村落都建在半山腰的平砍上，山脚下有小股流水，积水成坑，居民用小毛驴驮水上山，一盆水不知用多少遍，再把污黑之水倒入小菜地内，孩子们脚背上之尘污厚达1毫米，可见用水难和金贵。当时正值少数回民叛乱，据说有地质考察队员出野外失踪了，所以我们三人沿途小心，提防坏人袭击。虽然没有遭遇叛乱分子，但山坡裂缝差点埋了我，在观察裂缝时，我不慎将地质锤掉进缝中，从上能看到落锤，准备下去取出，但姚、崔二人有丰富考察经验，为防危险用地质绳捆我腰后才让我下去，当从裂缝口潜下去后才发现，在落锤边上还有一个很深的坎洞，土质很松，若滑落下去那就深埋其下了，二人把我拉上来后，真是惊得一身冷汗。

1959年开始，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原来白面馒头随便吃，到后来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在兰州工作后期，城市粮食供应也不足，食堂创造一种西北名为“拔乱子”的食品，他是用萝卜丝与苞米面混合拌成的，吃了易消化不耐饿，但兰州盛产西瓜，个大又甜，张君给我们买了不少，放在床下，饿了就开一个，所以尿多屎红。

工作队除了进行引洮工程工作外，还为兰州分院筹建了土建研究室和培训了一小批工作人员。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粮食供应不足，技术条件不过关，财力紧张等因素，“引洮上山工程”暂时下马。最近，电视里播出了习近平主席视察甘肃省“引洮上山工程”的报道，我坚信，当今的国力和科技水平，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一定能建成，造福黄土山区的人民。

我在1959年底，先回哈尔滨，参加“黄土基本性质研究”专辑一书的编写，贺剑章同志和我编写了“黄土区里，化学性质研究”一文。因自己工作努力，在1959年曾获兰州分院“先进青年”奖，土建所先进工作者奖。以鞭策自己今后更努力地工作。不久，工作队全部人员撤回土建所。

七、太阳能采暖研究的初步探索

在全国“大跃进”阵阵战鼓声下，土建所也开设三个跃进项目。即1.“四不用”楼；2.太阳能采暖；3.场致发光（未成）。当时林崇义同志负责“太阳能采暖”项目，我和白同仁同志参加，林崇义同志是个多面手，他设计了一座向日葵式的太阳能聚光系统，应用光电，机械控制技术，使磁壳反光抛物面跟踪阳光旋转，我负责太阳能聚焦镜面的制作，先到道外银光镜厂学习，掌握玻璃镜的制造技术，然后按反光抛物体曲面，给出聚光镜面的合理尺寸，将银离子沉积到已洁净的玻璃上，形成一个反光银面，再用电解技术，在银膜上镀上一层铜模，以防止银面被氧化和腐蚀，最后在铜模上再刷一层油漆以防雨水的侵蚀。

1960年夏天，整个太阳能采暖系统加土安装后，立在南楼东面的空地上，经调试运转，当被聚焦的阳光，投射到聚焦中心点的水箱底部时，不一会箱中之水沸腾冒出浓浓的白色蒸汽，初步试验成功了，无比喜悦充满心头。但实际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油漆是东北冬季长，日照短，导致效率低，再加上雨雪沙尘的侵蚀，镜面的保护技术有待解决。虽然21世纪提倡开发绿色能源，家用太阳能热水器已很普遍，但在高寒地区，大面积利用太阳能采暖，技术上能达到，经济效益是否合理有待研究。

八、太原工学院二年大学生活

1960年8月，太阳能采暖技术研究刚告一段落，室领导代绍周书记通知我去太原工学院学习，因为“太工”派老师来学习土的流变试验，趁此机会派我去“太工”工民建专业进修两年，以学生身份跟班学习。

我是一个高中生，从未系统地学习过，真是喜从天降，梦想成真。二年中，我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共学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水力学、弹性力学、钢筋砼结构学、砖木结构学，还旁听了数学物理方程、地基基础等课程，考试成绩优良。

当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国民经济受到损害，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粮食定量供应。我和同学们有时一起去农田挖野菜充饥，一起去砖厂劳动，推运土坯制砖。生活虽清苦，但学习劲头不减。1962年8月，顺利结束了二年的学习生活，回到哈尔滨土建所。

九、参加“黄土微观结构”的研究

陈宗基博士在所时，曾提出用“电子显微镜”研究黄土的微观结构，董恩长同志从武汉返所后，1963年开始继续这项工作，改用偏光高倍显微镜研究黄土的微观结构，但土的切气必须用一种低分子环氧树脂胶，将该胶浸渗入黄土的孔隙中，凝固后固定土颗粒的骨骼结构，再将胶固的土块研磨成磁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研究。我的任务是研制这种胶和一台膜气机。为此，先到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学习，在专家指导下，经过二个月的试制，终于完成了这种胶和响应固化剂的研制。回所后又完成了磨气机的工作，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搞化学实验方面的工作。从1955年开始，化学实验方面的工作相继干了七年。

十、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1964年～1965年，室里派我参加省科委组织的城市社教工作队，在石油化学研究所干了二年“四清”工作。回所后就开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科研工作基本停顿，但一些老同志还坚持干点工作。记得在夺权清队前，我还和张云鹏、谢君斐、石兆吉等同志，在北楼一层大型结构实验室，用疲劳试验机进行土的动强度试验探索。有一次试验要用一个垫块，他们见楼层中间平台上有一圆形柱，让我去取，我使劲把它抱在胸前，哪知它实在太重，抱不住，我敏捷地一个骑马步，将圆柱放在左右大腿上，然后倾倒台上，结果腿部肌肉被挤开一个裂口，也损伤了局部筋脉，右脚大拇指被砸伤流血，在二院检查后尚未伤骨，上药包扎后回家，休息了20多天才能下地。事后发现这个圆铁柱实是个重300多斤的千斤顶，大家说“若我当时向后仰倒，则必压伤胸部，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十一、迁队落户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元月，在青年上山下乡、干部迁队落户干革命的遍地热潮下，响应党的号召，自觉勇敢地奔赴东北农村。

我们干部迁队落户分二队，一队在黑龙江省方正县郊区某公社，另一队在方正县大罗密公社。考虑到冬季烧柴取暖问题，我申请到大罗密公社。和我一起去的有门福禄、孙桂绵、章在墉、肖光先、王孝信夫妇、兰贵录夫妇、刘连胜、王友琴、徐祥文夫妇、宗福开夫妇、邵日晨、凌善化、刘树新夫妇、杜茂义夫妇、张跃峰、俞祖范、廖胜德、李景轩、李沙白夫妇（队长），共26人。

大罗密公社地处林区，南有万宝山，北临松花江，是山清水秀之地，夏季树木葱葱，冬季银装素裹，山村风光美极了！好好开发，那真是鱼米之乡。

我分在东北三队，三队之耕地，大多在临江的林间岗上，土垅不长，最长的也仅二百米吧！南面山区里有块水稻田，春夏清晨三点多上工，春耕、播种、踏谷子；夏日炎炎锄草忙，三伏之后挂锄休息，上山打柴备过冬。

我本出身江南农村，也干过一些农活，有吃苦耐劳的储备，所以春耕、夏锄、秋收、冬天积肥都能干一下，就是速度比不上。一个冬天我为生产队拾了一马车冻猪粪（这里养猪散放的多），虽赶不上社员的劳力，但尽力而为也受到社员们欢迎，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颇得贫下中农的关心帮助。

工力所很关心迁队干部的生活，刚开始时每家用汽车上山拉一车柴火，平时我在田边林间割些烧条，工后扛二捆回家，既锻炼了体力又解决了烧柴问题。

从农村所见，说实话，由于“极左”政策，农村经济发展受到约束，农民仅靠集体劳动的工分养家糊口，其它农副业生产都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所以农民生活很清苦。当时农村的三角债很普遍，可见政策的重要性。

由于形势的变化，1972年夏天，结束了二年多的农业劳动，又回到了工力所。这短短二年，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虽已离别了40年，但很多社员的名字和形象还深深地记在心中，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勤俭朴素，乐于助人的精神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

十二、工作转向抗震领域

邢台、海城地震后，全所研究工作重心转向抗震领域。为加强地方抗震科研力量，1971年，工力所分出不少技术骨干支援地方，地基室就分走了不少，如付圣聪（北京）、曾心传（武汉）、尤国华、唐家尧（昆明）、常宝琦、丁贤文（广州），几经变革，地基室仅剩下刘颖、谢君斐、张克绪、何啟智、仝筠、张占吉、张志毅、王德润、高秀兰等，加上迁队未归的门福禄、凌善化和我，总计不足15人。随后又撤销了地基土壤研究室，并入二室参加地震场地反应方面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初，刘颖、谢君斐、张克绪、石兆吉等同志参加了工民建抗震规范的编著工作，并完成了地基土部分，建立砂土液化判别方法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从农村迁队回所后，加入了谢君斐、石兆吉同志的研究小组。从1955年开始，我一直从事土的化学分析方面的工作达七年之久，现在转向抗震领域，一切从零开始学起。

十三、拨乱反正，春天来了

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后，尊重科学、重视知识，科学的春天又来了！在大好形势下，根据需要，1979年所里恢复了地基室，改名为土动力学研究室，刘颖同志当主任，和全所一样，科研工作又开始蓬勃发展。

从1973年～1994年退休，我一直参加了谢君斐、石兆吉同志领导下的地基抗震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如下方面的工作：（1）砂土和轻亚黏土液化机理和判别方法的研究；（2）地震场地区划砂土液化危害性分析；（3）参加了豫北安阳市地震震害预测研究（三室杨玉成同志负责）；（4）剪切波速液化势判别机理和应用；（5）软土震陷的试验研究和预测软土震陷量方法的计算；（6）地震震害调查，1976年上半年，参加了内蒙和林格尔地震的震害调查；（7）各种生产任务如：山西神头电厂轻亚黏土地层液化判别（为甲方节约资金近三百万）；九江长江大桥北岸桥基的砂土液化判别；广州市开发区、四川绵阳市场地砂土液化危害性分析；上海地铁隧道在机车运行下软土震陷量的预测（试验和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相近）等等；（8）还开展了用孔隙水压力变化预报地震方面的探索工作，利用仪器组何啟智同志从国外带回的新技术，分别在天津市、石家庄黄壁庄水库、云南洱源县城，在地震台站配合下，埋设了孔压计探头，进行观测地震时，砂土中孔隙水压力的变化；（9）1993年受北京综合勘察院委托，协作开发了砂土液化判别“专家系统”的研究，参加人员有贾相玉、王治山（软件设计）等同志，1994年完成，成果得到评委们一致好评。

从1973年～1994年退休，这22年是实干科研工作的时期，我所的科研成果颇多，我参加的前4项工作，其中3项分别在1987年、1988年、1991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一项获国家地震局技术进步三等奖。此外，在1987年～1989年连续三年获工力所文明先进工作者奖，1994年评为工力所优秀党员。这是科学的春天，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春风的结果。

在这期间，其他研究组，如仪器组，给研究室研制了不少新型设备，除“文革”前林崇义、何啟智同志研制的冲击波动力试验机和国内首台振动三轴仪外，在改革开放国际学术交流中，何啟智等同志吸取国外先进技术，研制成功新型性能全面的振动三轴仪和共振柱试验机等等，有力地促进了研究工作大发展。土坝组在张克绪同志带领下完成多项国家重点工程的抗震研究，如黄河“小浪底”水电站大坝的抗震稳定性研究等。除了完成研究任务外，门福禄、刘颖、谢君斐、张克绪等学术带头人，分别培养了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为科研工作储备人才。

1984年，刘颖同志退下后，由门福禄、张克绪同志先后接替主任。1992年研究室又更名为岩土工程研究室，1995年后，由门福禄教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生袁晓铭同志继任主任。老一辈走下了历史舞台，年轻一辈带领全室同志继续向科学高峰攀登！这段历史就写到这里。

十四、感悟人生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功过谁予评说？党史二卷已作了真实的总结和公正的结论。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是前进动力。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带领全党拨乱反正，纠正航向。真理标准的讨论，破解了二个“凡是”的框框；解放思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摸着石头过河”，实是一种勇敢的探索精神。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全民小康就在前头。

人要有自知之明，我资质平平，就用勤奋肯学来弥补，在科学之舟上，我只是一个尽责尽力的橹工。退休后又回聘了九年，实实在在干了52年工作，75岁才离开心爱的工力所大楼。

回首一望，十八年江南，六十载东北，在工力所这块宝地上，党的乳汁滋润着我成长。我没虚度岁月，才问心无愧。从不攀比，少了烦恼，知足才能常乐，晚年的幸福靠的是劳保医保。党的领导，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人民幸福的根本。谢谢工力所的党政领导，我们的退休生活过得很好。祝愿工力所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写于所庆六十周年前夕

作者系所岩土工程室 高级工程师